制造業大省浙江正在遭遇人力成本上漲的挑戰。
7月11日，浙江真愛集團精編車間里，20歲的杜婷聚精會神地操縱著織機，隨著一陣密集的機針顫動，一塊提花掛毯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。杜婷在這里度過了三年時間，她的工資從最初的1300元上升到2000多元。
杜婷并非個例。據了解，今年4月份浙江省最低月工資標準調整為1100元、980元、900元、800元四檔，增幅在15%左右，排名國內各省區首位。今年1-5月，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從業人員的月平均工資達2115.8元，同比增長16.7%。
本報觀察發現，是輪漲薪潮不僅直接推動低端制造業轉型升級，更將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的加速轉型，以及利益格局的進一步調整。
被動漲薪潮
7月9日，在位于杭州杭海路上的外來勞動力就業中心，找工作的和招工的熙熙攘攘。
20歲的安徽人李軍剛走進市場，就被一家知名餐飲企業的主管攔住，后者開出1500元月薪，并表示代繳四金、提供住宿，李軍不為所動。他和同伴向記者描述他理想的工作：月收入2000元，但工作環境必須“開心和快樂”。
“一個月能掙兩千五六，我很滿足了?！敝軅ピ诹x烏一家襪業公司上班，負責縫口工序，最忙的時候月薪可達2500元以上。他很享受該公司提供的免費午餐和晚餐，以及四人一間的低租金宿舍。但他寧愿呆在宿舍免費上網，也不愿意“賣命”加班。
真愛集團總裁劉元慶告訴記者，十年來其薪酬標準保持了每年5%以上的增速，員工月薪已從800元漲到了2000多元。而為了能夠更好的留住員工的心，該集團還投資興建了塑膠籃球場、乒乓球室、網吧、夫妻房、空調宿舍等設施。
“員工不是生產工具，他們必須獲得應有的尊重?！眲⒃獞c對于富士康引發的加薪連鎖反應并無憂慮，今年初義烏的工人薪資已漲過一波，1000元以下的月薪根本招不到工人。
“杭州執行的最低工資標準是1100元，而一些服務行業的工資則達到了1500元以上?！焙贾菔型鈦韯趧恿Ψ罩行闹魅蜗蛉A明告訴記者。
另據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稱，當地多數工廠的工資已上漲了20%。
成本壓力驟增
對于這一輪漲薪潮，各方觀點不一。
浙江紅葉制傘有限公司副總劉崇元說，由于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利潤普遍不高，主動為員工漲工資的動力不強，工人流動明顯加快。而這次普調保底工資，有利于中小企業人力資源穩定。
而以內衣代工業務為主的金女士，則直言“吃不消了”。如果算上加薪以及購買“五險一金”、伙食費、全勤獎、加班費、高溫費、住房等各種補貼，這些支出占其總成本的比例從原來的8%提高到12%。
金女士說，由于原材料價格和運費持續上漲，其毛利維持在3%以內。如今利潤空間被進一步擠占，現有訂單將全面虧損。
浙江綠源集團總經理胡繼紅認為，應建立一套科學的符合企業和社會發展并可升可降的薪酬制度，合理的薪酬制度必須兼顧企業未來的永續發展和工人的訴求。
“這種說法似是而非”。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谷迎春指出，以“包吃包住”為例，它實際上大幅壓低了本應提供給工人的社會福利。一旦離開企業，由于工人沒有在勞動期間積累足夠的收入，他們的社會生活壓力全部轉移到了政府和社會身上。
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近期表示：“勞動報酬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(GDP)中所占比重已連續22年下降，數以百萬計的工人收入水平低、勞動時間長、工作條件差，對社會穩定構成嚴重挑戰。罷工、跳樓現象的發生，究其深層次的原因，正是這種低成本、低價格的制造模式帶來的發展之痛。”
谷迎春認為，當前我國沿海發達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仍有上調空間。國際上通行的最低工資標準一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%～60%，我國《企業最低工資規定》也認同這一標準。以此計算，沿海地區最低工資應該不低于1500元。
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 蘇海南也公開表示，中國已基本具備條件，實現“年均工資增長15%以上，5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”的“國民收入倍增計劃”。他建議，在“十二五”規劃或者政府工作計劃中落實該方案。
“僅僅執行"保底"工資標準，這遠遠不夠?！惫扔罕硎?，對于那些“血汗工廠”來說，以廉價的方式來獲取高額原始利潤的低成本時代肯定要結束了。
加速社會轉型
工資成本上升不僅直接推動區域經濟轉型，更將對社會整體轉型造成深刻影響。 義烏市委宣傳部長潘文鋒認為，成本的壓力將迫使低端制造業向價值鏈高端延伸，最終轉向技術密集型、資本密集型的發展路徑。同時，還將觸發未來民企在人力資本觀念、用工環境、管理模式、產品結構等幾乎涉及企業的所有層面，都將發生巨大變革。
以漲薪為例，義烏勞資雙方多有博弈。義烏現有本地戶籍人口70多萬，但外來人口逾135萬，現有工業企業16000家，其中規模以上企業600多家。從1997年起，義烏每年勞動糾紛案件均超萬起。
2001年，義烏市總工會職工法律維權協會掛牌，參與工資集體協商及勞動爭議調解。2004年11月27日，胡錦濤總書記對此作出重要批示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隨后在浙江全面試點，較好地起到社會穩定的“減壓閥”和“調節器”作用。
不過，無論“加薪”還是“工資集體協商”，一定程度上均為自外而內社會壓力逼迫下的產物，而非企業自內而外、制度化催生的結果。據杭州市總工會法工部部長譚牧頻介紹，目前杭州100人以下的小企業大多未建立工會，這些企業也成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軟肋。
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員會委員史晉川指出，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將迎來“劉易斯拐點”。未來5~10年，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越來越少，這意味著，依靠廉價勞動力實現經濟規模增長這條路徑將難以為繼。
據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分析，2004年以前，中國產業工人的工資水平增速每年僅為2%到5%之間。但2004年到2007年間，工資年均增速達到7%，2008年則提高至16%。
南開大學校務長朱光磊指出，此輪漲薪潮治標不治本。例如工人通過施加各種壓力，讓老板漲500元工資，這種結果改善不了他們的生存狀況。由于教育、醫療、住房等進行了市場化改革，減少了普通工人獲得公共性資源的份額，這加重了他們的生活負擔。
因此，只有通過各種相關制度安排的調整和完善，把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結合起來，努力發展社會保障和提高公共服務水平，大家普遍小康，衣食無憂，才能緩和勞資糾紛，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。
浙江社科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表示，浙江人均GDP已連續多年達到6000美元以上，浙江社會的經濟體制、內部結構、利益格局、思想觀念都發生了空前變革，各群體、各階層之間的關系也已演變。
如今，漲薪潮或將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的加速轉型，以及利益格局的進一步調整。
